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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4章 南法变天下（第2页）

唯有在血淋淋伤口之下的东南沿海，还能因为大江的一时屏障，换取短暂的宁静时光。只是，这段时代的偏爱，本应是给予新兴海洋文明的成长时机，让这新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再次连接起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让仍显孱弱的华夏能够汲取起更多的异域力量，从而可以改变农耕文明的实力根基，重振这一时代应有的中原雄风。

只可惜，传统儒学的守成与内敛，终究还是固执地捂住那缕初露锋芒的海洋文明之光。愚蠢的封建权贵，只懂得尽享海贸税收的红利滋润。在西湖暖风的熏陶之下，亲手摧毁了仅存的华夏脊梁。

这个世纪的风起云涌，恰似一场命运的预演：盛极而衰的轮回里，藏着文明碰撞的阵痛，也藏着一个王朝在守与变之间，进退失据的无奈与怅惘。

所幸，在眼前的这个时代关键节点，秦刚虽然不知自己的到来，究竟是能彻底改变固有的历史进程，还是穿越进了另一个平行演进的时空。但他十分清楚，带着千年之后的回望，汴梁的繁华尽逝、靖康的悲歌长鸣、南海的帆影渐隐，都不应该再次重演为现实，因为此时有他，正在推进一场惊天动地的南法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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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南法新政！自大观元年起，杭州太子府陆续面向东南八路颁布了一系列地方法规后，被嗅觉灵敏的汴京报馆先行知晓，又经过这批京城名笔们的争相分析报道，便对其统一冠以“南法新政”的新名词。

而稍稍滞后的京城朝廷，在保守官僚们的愤怒声讨后下达了一封封的斥责诏令，却因东南方面的置之不理，成为了最可笑的东京废纸。

不过，依旧有着些许聪慧的蔡京，还是隐约领会到了南法新政中的无法遮掩住的精彩光芒，在他苦思冥想下，竟然也从中挑出几条他认为无伤大雅的条令，向赵佶进言，不妨可以圣旨认可并颁行，这样便就将其包括到朝廷的统一大政之中，既可保住朝廷在此的颜面，也算是缓和与东南关系的善举。

无意之中，内陆的各路，也得以在这个时代略略改善了日益紧张的社会矛盾。

当然，自负且自信的赵蔡二人，并不在意东南太子府能掀起多大的波澜，相对于那里日益昌盛的经济活力，京城的赵官家决定举起思想根源的“礼制文化”大旗。

大观元年伊始，赵佶本人亲自设立议礼局，并亲笔撰写冠礼部分作为范本，主持编纂《大观五礼》。

在赵佶本人的设想中，这是为实现由王安石所提倡的“一道德、一风俗”伟大目标的非凡创举，首次破除了“礼不下庶人”的旧习，规定新礼制的适用范围不限天子、王公贵戚、士大夫，还包括了所有的庶民百姓。其实这里也是在暗示：包括太子府治下的东南八路，也必须要严格执行。

当朝廷将赵佶亲笔书写的该书首篇《御制大观五礼之记》以御笔名义送来杭州之时，秦刚看完后，哈哈大笑道：“官家好书法，摹本着好工匠刻碑，原本送太子殿下，可作书法临摹学习之用！”

李纲曾有疑异，秦刚对他解释道：“礼制本身并没有错，礼的根本也在于文明传承的秩序。不过，在过往的历史岁月之中，恰恰因为有‘礼不下庶民’的约定，才有了‘刑不上大夫’的陋政。如今宫里的官家既然有心要推翻前者，那我们为何不能拿来，更加务实地推进对于后者的否定呢？”

李纲恍然大悟：“刑上大夫，礼下庶民，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的后两句话，正是源自于张载的《西铭》中所言，反映了这一时代儒家学者最朴素的众生平等思想。

如今的东南地区，一方面要打破原有的地主阶层、缙绅阶层对于土地与现有手工业的绝对垄断，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推动更多的人通过从军立功、出海贸易以及通过新发明、新工艺实现致富与阶层的跃升，就必须要提倡这种“生来平等”、“机会均等”的思想，不仅让穷人看到致富的希望，同时也让那些有可能会被影响到的利益群体也意识到，他们也可以通过当下的财富优势、教育优势，快速转化为新兴的富贵阶层。

因此，在秦刚看来，赵佶与蔡京搞的这套“议礼”之制，不但没有影响到他的南政变革之路，反而还会有所促进。关键原因在于，知乎者也的礼制之书，真正要传播到社会大众，还得需要通过报纸的最终解读。甚至在两者表达的意思不一致时，更是由报纸的解读而决定！

恰恰，报纸的力量基本掌握在东南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