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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2页）

从这天起，保尔把全部精力投入了这本书的创作。他缓慢地写了一行又一行，写了一页又一页。他忘记了一切，完全被人物的形象迷住了，他第一次尝到了创作的痛苦，那些鲜明难忘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却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写出的东西苍白无力，缺少火一般的激情。

已经写好的东西，他必须逐字逐句地记住，否则，线索一断，工作就会停顿。母亲惴惴不安地注视着儿子的工作。

写作过程中，保尔往往要凭记忆整页整页地，甚至整章整章地背诵，母亲有时觉得他好像疯了。儿子写作的时候，她不敢走近他，只有乘着替他把落在地上的手稿拣起来的机会，才胆怯地说：“你干点别的不好吗，保夫鲁沙？哪有你这样的，写起来就没完没了……”

对母亲的担心，他总是会心地笑一笑，并且告诉老人家，他还没有到完全“发疯”的程度。

小说已经写完了三章。保尔把它寄到敖德萨，给科托夫斯基师的老战友们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大家都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但是原稿在寄回来的途中被邮局丢失了。六个月的心血白费了。这对保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非常懊悔没有复制一份，而把唯一的一份手稿寄出去了。他把邮件丢失的事告诉了列杰尼奥夫。

“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别生气了，现在骂也没用了。重新开始吧。”

“哪能不气愤呢，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六个月心血的结晶一下子给偷去了。我每天都要紧张地劳动八个小时啊！这帮寄生虫，真该死！”

列杰尼奥夫极力安慰他。

一切不得不重新开始。列杰尼奥夫给他弄到一些纸，帮助他把写好的稿子用打字机打出来。一个半月之后，第一章又脱稿了。

跟保尔住一套房间的是一家姓阿列克谢耶夫的。他家的大儿子亚历山大是本市一个区的团委书记。亚历山大有一个十八岁的妹妹，叫加莉亚，已经在工厂的工人学校毕业了。这是个朝气蓬勃的姑娘。保尔让母亲跟她商量，看她是不是愿意帮助他，做他的“秘书”。加莉亚非常高兴地答应了，满脸笑容，热情地走了过来。她听说保尔正在写一部小说，就说：“柯察金同志，我非常愿意帮助您。这跟给我爸爸写枯燥的住宅卫生条例完全不一样。”

从这天起，写作就以加倍的速度向前进行了。一个月的工夫写了那么多，连保尔也感到惊讶。加莉亚深切地同情保尔，积极主动地帮助他工作。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着，遇到特别喜爱的地方，她总要反复念上几遍，并且感到由衷的高兴。在这所房子里，几乎只有她一个人相信保尔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其余的人都认为保尔是白费劲，只是因为什么也不能干了，又闲不住，才找点事来打发日子。

因公外出的列杰尼奥夫回到了莫斯科，他读了小说的头几章以后，说：“坚持干下去，朋友！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还有更大的喜悦在等待着你，保尔同志。我坚信，你归队的理想很快就能实现。不要失去信心，孩子。”

这位老同志看到保尔精力十分充沛，满意地走了。

加莉亚经常来，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一行一行的字句，在不断地增加，追述着难忘的往事。每当保尔凝神深思，沉浸在回忆中的时候，加莉亚就看到他的睫毛在颤动，他的眼神随着思路的转换不断地变化，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的双目已经失明：你瞧，那对清澈无瑕的瞳孔是多么有生气啊。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加莉亚把记下来的东西念给保尔听，她发现保尔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时而皱起眉头。

“您干吗皱眉头呢，柯察金同志？不是写得挺好嘛！”

“不，加莉亚，写得不好。”

他认为写得不成功的地方，就亲自动手重写。有时候他实在忍受不了格子板的狭窄框框的束缚，就扔下不写了。他恨透了这夺去他视力的生活，盛怒之下常常把铅笔折断，把嘴唇咬得出血。

忧伤，以及常人的各种热烈的或者温柔的普通感情，几乎人人都可以自由抒发，唯独保尔没有这个权利，它们被永不松懈的意志禁锢着。但是工作越接近尾声，这些感情越经常地冲击他，力图摆脱意志的控制。要是他屈服于这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种，听任它发作，就会发生悲惨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