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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2页）

汪荣祖

2004年6月25日

写于嘉南平原

自序

我对圆明园这座帝王宫苑产生兴趣是从1981年的夏天开始，那个时候我正在北京大学附近游览它的遗址。在之后的好几年里，我阅读并收集了许多关于圆明园的著作和论文。在1986学年，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VirginiaPolytechnicInstituteandStateUniversity）准许我跟建筑学院的王绰教授一起讲授以圆明园为主题、为荣誉学生开的课程。我从王教授和班上同学的相互讨论里，受益匪浅。在同一年的夏天，我有机会再一次探访圆明园，并且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读到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原始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杨天石教授热心地帮我安排，从这些档案中帮我抄录了好几百页的文件，对此我深表谢意。

由于研究这座帝王宫苑的兴趣不断增长，促使我以此主题写一本书。在多年的准备的日子里，王教授一再给予我很多帮助。尤其在他的指引之下，建筑学研究生郁欣白先生为这本书绘画了很多既生动又专业的圆明园景观图。我要对他们两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20世纪80年代，我有幸在钱钟书教授（19101998）的北京寓所，先后四次得见这位近代中国词锋犀利的伟大学者。每一次他在许多主题当中，就清代统治者和他们的宫苑作出幽默和博学的评论时，都让我有五体投地的感觉。我将永远珍惜与这位最受人钦佩的学人曾经共度的时光。

我要感谢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ofNewSouthWales）历史学院的沙培德教授（PeterZarrow）（译者案：现已改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在1997年花了他宝贵的时间帮我阅读这本书的初稿。他很热心地给我许多重要的建议和更多的鼓励。我并希望能对两位匿名的评阅人所提供的批评和建议，表达我的谢意。在修正书稿的最后阶段，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University）的韩书瑞教授（SusanNaquin）与我虽不相识，但她热心地从天津发出电子邮件，回答我的查问，并且为我把查问转达给人在巴黎的维珍纳·蒂瑞丝（RegineThiriez）博士，因而能够及时读到她有关圆明园焚毁的新书：《洋鬼子的镜头》（BarbarianLens），作为有益的参考。中兴大学的孙若怡博士在1998年那年，慷慨地送我一份她刚完成的博士论文影印本，内容是有关圆明园内的欧式建筑部分，及时给我相当有用的资料去提升我手稿的若干内容。

在1998年的春天，应熊秉真博士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向她的同人和来自北台湾各县市的学者，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表我有关圆明园的研究。一个小时的报告和讨论，让我获益良多。我的讲演后来写成一篇文章，刊登在由熊博士合编的一本论文集里。

我也要感谢夏威夷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ofHawaiiPress）的执行编辑派翠西亚·柯士比（PatriciaCrosby）对于出版我这本书的热忱。总编辑池田万纱子（MasakoIkeda）和文字编辑罗比恩·史云思（RobynSweesy）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们在安排和编辑工作上的专业态度，让我感到十分幸运能与他们一起完成这项工作。最后，我要感激我的妻子陆善仪帮助我为这本书绘制一些有用的图像和地图。

导论(1)

圆明园这座皇家御园的兴衰，是清朝帝国史的一个缩影。它的兴起，跟康熙大帝（在位期间16621722）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之崛起是并行的。圆明园总共耗了一个半世纪无休止的营造，成为一座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从未有过最雄伟的帝王宫苑，可说是伟大中华帝国的一颗闪亮的明珠。这座巨大的庭园在来华传教法国神甫王致诚（Jean-DenisAttiret,17021768）的眼里，可真是“人间天堂”（aparadiseonearth）。

“圆明”这两个字在字义上是“圆融和普照”，意味着完美和至善，但事实上这个名字是佛语。引用著名的唐代僧人玄奘（公元600664）所说的，赡部洲中释种净饭王第一夫人，今产太子悦豫之甚，因为他将是大彻大悟之人，当证“圆明一切智”。康熙和雍正两帝喜爱佛学，是众人皆知的。康熙被誉为“佛心天子”，而雍正也称自己为“圆明居士”，因此，康熙选择这个富有佛学意涵的名词作为宫苑的名字，一点也不让人意外。另一点也不让人意外的是，圆明园和大清帝国同享光荣与屈辱，圆明园的摧毁跟大清帝国的衰败是分不开的。正确地说，由于大清帝国在19世纪的式微，让这座帝王宫苑得不到保护而陨落。

这座受佛光“普照”的帝王宫苑，不管是否真能得到佛祖的庇佑，就像在天际坠落的流星，突然在地球上消失。但这座失落宫苑的历史记忆仍然存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继续以夹杂着缅怀和悲伤的深切情怀，来检视这个悲剧。在长达一个世纪中国屈辱的辛酸记忆当中，圆明园被外国军队焚毁，特别令屈辱者感到伤痛。

虽然一再有人建议要恢复圆明园昔日的风光，以洗刷过去的屈辱，但一直无法做到。要重建这座失落宫苑的雄心壮志之所以从未能实现，除了需要巨额经费之外，也因为昔日的园艺技巧，多已失传，几乎是不可能再恢复它旧日的风貌。这个园子可是清朝在极盛时，花了一个多世纪时间的经营，才宣告完成。如果说圆明园代表一个强大帝国的骄傲，那么帝国衰弱之后，还要来修复这座伟大的宫苑，就像要恢复帝国一样地不可能。近年为了旅游观光而在原址重建的几座新建筑，无论在设计上还是手艺上，都显示出瑕疵，让人对正在失传的技巧更感到忧心忡忡，恐怕用来创造这座壮丽宫苑的熟练工艺，可能就此已消失于天壤间。

由于恢复这座“失乐园”的希望至微，我们大概只能从过去的记忆当中来欣赏它的壮丽和风光了。但即使是回忆，也正在快速消失之中，尤其是有关圆明园的英文文献。马隆（CarollMalone）在1934年出版的HistoryofthePekingSummerPalacesUndertheCh読ngDynasty和丹比（HopeDanby）在1950年出版的TheGardenofPerfectBrightness两书之后，还没有严谨的新论著发表，而这两部著作就学术研究而言，难称严谨，因而许多当代西方汉学家未能准确理解这座伟大的帝王宫苑，并不让人惊讶。莫里斯·亚当（MauriceAdam）在其1936年出版的著作L誒euverArchitecturaledesAnciensJesuitesauXVIIISi廲le（TheArchitecturalWorksoftheOldJesuitsintheEighteenthCentury），曾误将圆明园视做“18世纪耶稣会教士的建筑”，而近年法国学者皮拉索里特·梭史提梵斯（Perazzoli-t誗erstevens）在1988年出版有关圆明园的论著，仍然把“西洋楼”误作圆明园。史景迁（JonathanSpence）在他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里，居然也说：乾隆任命耶稣会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去完成圆明园这座位于北京郊区，建立在湖滨公园的雄伟欧式夏宫。事实上，由耶稣会传教士设计的所谓西洋楼之欧式宫殿，仅仅是圆明园内很小的一部分；以“夏宫”来称呼圆明园，也不恰当，因为自雍正（在位期间17231735）以来，清朝皇帝都没有特别把这座宫苑当做避暑之处。其实，圆明园是前后五朝皇帝，分别是雍正、乾隆（在位期间17361795）、嘉庆（在位期间17961820）、道光（在位期间18211850）和咸丰（在位期间18511861）长年的重要居所，他们在夏天时多半会去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

圆明园在当代中国的知名度一直是相当地高，因为大众一直对外国军队烧毁这座壮丽的帝王宫苑一事耿耿于怀，甚至有点着迷。因此许多现代作家都热衷描写有关圆明园的故事来吸引读者，各种逸闻秘史从不间断地出现在杂志和报纸副刊里。香港导演李翰祥制作《火烧圆明园》这部电影，就曾经被华语世界认为是最好的历史剧之一。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对外开放之后，研究圆明园的中文著作也从1980年开始不断增加。来自不同领域的作者从事各种专业的微观研究，圆明园学会就在1984年12月1日成立，透过收集资料、研究和出版，进行圆明园的维护工作。不过，一直到了今天，仍然没有一个人对这座壮丽的宫苑做全面而透彻的深入研究。

我对圆明园发生兴趣是从1981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初访位于北京城西的海淀区，参观了圆明园的遗址。在那里我所看到的仅是一片荒野，不禁勾起了我对过去的想象。我在山泽之间找不到一处地方，可以看出这是由超过一百五十个精心设计的景点所组成的巨大宫苑，更不用说那无数的建筑和亭台楼阁，早已不见踪影。我从此尽量尝试寻找有关圆明园的文献。由清代学者所编辑的一系列书刊，如于敏中的《日下旧闻考》（1774）和程演生的《圆明园考》（1928），还有关于圆明园著名四十景的诗和图册都非常有价值。另外还有珍贵的西文资料，例如在乾隆朝服务多年并亲眼目睹宫苑的王致诚神甫，和那些抢掠并烧毁这座宫苑的英法军官所写下的见闻。不过，直到1985年我才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收藏中，获悉现存大量有关圆明园的文献资料。我在1986年访问北京期间，就从档案馆里影印了一些有用的资料，不过那只是沧海一粟而已。到了1991年，档案馆挑选出大量的档案资料，印制成两大册出版，大大地补充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能得到的文献来源。这两大册档案资料集不单为研究者提供了馆里所收藏的文献样本，而且包含了许多关于圆明园的历史、建筑、管理、重大的政治活动、皇家起居、珍宝、损坏、修缮和损毁等相关文献。这些文献尽管是经过挑选出来的，仍然对我的研究十分有用。得到这些从未被人应用过的资料，再加上旧有的文献，我感到有了足够的信心，开始深入探讨这个题目。我主要的目的是尽可能在字里行间重现这座已经消逝的宫苑，并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圆明园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它的外观是如何在演变？第二，园里面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它曾经遭遇过什么事？